俄国汉学家龙果夫（AlexandrDragunov，1900－1955）之所以为中国学界所知，并非因为他取了个仿汉习惯的名字，而是由于他发现了汉语里的第六种方言。
其实，他原名的姓音译应为“德拉古诺夫”。但在俄文里其读音与“德拉贡”（意为“龙”），或“德拉古恩”（意为“龙骑兵”）相近，二者均与“龙”有关，所以便自名“龙果夫”。这对于中国人来说自然是易懂好记，也倍感亲切。是故人们见面总乐于直呼他为“龙同志”，“龙老师”。这种称呼还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正式文件，1931年8月在海参崴举行的“第一次拉丁化中国字代表大会”的决议案，一开头就这样写着“听了龙同志关于拉丁字化中国字母”的报告，云云。
龙果夫出生于彼得堡一官吏家庭，192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社会科学系民族与语言科。先后在托尔马切夫军事学院、列宁格勒大学和海参崴远东大学等校执教11年，在此期间并在汉字拉丁化委员会兼职。曾协同瞿秋白在推行汉字拉丁化上做了许多工作，包括拟定拉丁化方案、组织人力付诸实行和推广。后来进了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专事语言研究。
他很早就显示出对语言的敏感性和研究才能。青年时代发现新方言的故事至今仍传为美谈。30年代初他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院教中国留学生俄语的时候，就注意从那些学生的口中搜集语言资料，以进行汉语方言研究。那时有大批中国热血青年，在参加北伐战争和大革命失败后，纷纷避难苏联，人数多而且来自许多地方。龙果夫巧妙利用了这种特殊的条件。在此之前，一般认为中国有吴语、闽语、粤语、赣语、客家语等五大方言体系。可是他在调查中发现，有两位来自湖南省湘潭县湘乡的学生讲的方言很特别，他闻所未闻。于是便加以录音整理，记录下来作分析，反复对比研究，发觉它不属于五大方言体系，随即发表文章阐明新的发现，引起了很大反响。
限于当年的条件，他不可能亲身来华，于是由苏联科学院通过适当的途径到当地验证，结果证实了龙果夫的发现。从此传开了他没到过湖南，却发现了“湘语”方言的故事。犹如从前在俄国流传发现北冰洋的故事一样：据说是有科学家根据报纸报导冰的流向信息，推测有北冰洋存在，而后才派北极探险队去证实的。此后人们常常笑谈：“科学家看报纸发现有北冰洋，龙果夫在家里发现了中国的第六方言。”
龙果夫的科学发现并不是出于一时的灵感，而是来自深厚的民族知识和语言功底。同样在30年代初，他另一篇学术论文早已激起波澜。1930年他在欧洲的汉学年刊《通报》（《T’oungPao》）发表长文《方块字文献和古代官话》。文中对法国汉学家马伯乐（HenriMaspero，1883－1945）以前所作的中古汉语构拟，做出了重要修正。《通报》系荷兰莱顿大学和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的两家汉学机构联合于1890年创办的，历史悠久，影响广泛，为国际上最具权威的汉学刊物。况且龙果夫修正的对象又是马伯乐这样闻名遐迩的国际汉学名家，这不能不引起世界汉学界刮目相看。由此起步，龙果夫在学术上突飞猛进，没有几年就未经答辩而直接获得语文学副博士学位（1937）。
龙果夫主要研究领域为汉语和东干语，涉及该两门学科的各个方面，共有著述近50种，例如论文《汉字拉丁化问题》（1932）、《东干语》（1937）、《汉语词类》（1937）、《古藏语音系特点》（1939）、《东干语语法研究东干语的体和时态范畴（甘肃方言）》（1940）、《现代汉语普通句的分类问题》（1957）。两个领域的成就均得到后人的推崇。东干语语言学学者吉尔吉斯族汉学家卡立莫夫（KalimovAbdurah?man，1923－）等称他为“东干语语言学科的奠基人”。而《现代汉语口语语法系统》（1962）一书还是油印讲义的时候，就于60年代初由其曾到北大中文系进修的门生，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雅洪托夫（S．Yahontov）带来使用，并引起中国人的注意。
不过，龙果夫的主要成就还在于现代汉语语法理论上有独到的见解。自从《马氏文通》开始采用西洋语法来分析汉语以来，汉语研究展开了新局面，其贡献是人所共知的。不过此法行之日久，逐渐产生了另一种倾向，即让汉语的语言事实迁就西洋语法的格局，而无视汉语自身的特点。龙果夫则是能跳出这个框框的少数外国学者之一。诚如北京大学的汉语教学和研究者胡双宝教授所作的概括：“跟中国人以印欧语法为蓝本研究汉语相比，倒是有些外国研究汉语的人能较多地摆脱印欧语法的羁绊，注意到汉语的特点，举如高本汉、太田辰夫等之于古代汉语，龙果夫之于现代汉语。”（胡双宝《汉语·汉字·汉文化》第346页）
总之，他对汉语的语法现象观察细微，特别能在中国语法学者习焉不察之处发现规律性的东西。比如中国人常说：“那个地方很大”“这个人很老实”等，他发现其中的“很”并没有实在的词汇意义，译成外文时是不必甚至不能译成“very”或“оченъ”的。因为它只有语音—语法作用，并不表示比“大”更大，比“老实”更老实。进而他认为，汉语的副词可以分两类，一类是加于整个句子的，一类是直接属于谓语的。龙果夫的这种特点在他为王了一教授的《汉语语法纲要》俄译本（1954）所作的序和详细的注释中已有所显示，更为集中的体现则在他的代表著作《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词类》（1952）中。据胡双宝的回忆，已故的朱德熙教授当年在看过这两本著作之后，也很赞赏龙果夫的这一特点。后来，他的夫人龙果娃（EkaterinaDragunova，1901－1964）教授还以他的理论为指导思想主编了一本《汉语教科书》。此书在莫斯科大学长期使用，为提高该校的汉语教学质量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。龙果娃在莫斯科大学从事汉语教学近20年。她和龙果夫是列宁格勒大学的同学，后来不仅在生活上结成伴侣，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是很好的伙伴。
30年代中苏关系曾中断10年，汉学家无法来华从事学术交流，只好到靠近中苏交界的吉尔吉斯共和国有东干族（回族）聚居的地方去作田野调查，搜集方言资料。龙果夫很重视从现实口语中采取资料以研究语言的传统，时常要去那里讲汉语的人群中调查，而每次龙果娃都要一同前往，并且一起写作论文。她对汉语音节的结构尤有研究，采用西方音位学理论为指导来描述注音字母体系，著有《汉语民族语言的音节结构》等文。
可惜龙果夫死得过早，在1955年当他55岁时就去世了，但他的学术影响是长远的。今年2月21日是他的百岁冥诞纪念日，彼得堡大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学术纪念会议。我们在此也对这一对卓越的汉学家夫妇表示诚挚的怀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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